什麼才叫做物化女性?

　最近有兩系列政治口水新聞讓我想了很久，在此就不長篇大論。一則是葉金川出席WHA，面對留學生質問事件。我很好奇的是，過了這麼久，葉為何都沒有為自己的失態致歉。就算覺得在那樣的場合被逼問很窘，也用不著罵成如此吧？

　　另一系列則是517遊行，以蘋果日報為首，報導女立委素顏；緊接各台播出，亦帶嘲笑意味，就連台視也播出〈差很大！嗆馬女立委素顏照曝光　陳亭妃要昏倒 管碧玲老十歲〉，說實在，真的上街頭遊行抗議，無暇顧及裝扮不是很合理？如果連老三台的新聞切點也在「差很大」，相對於前陣子以身材為導向「殺很大」廣告流行語風潮，這算不算也是物化女性？咱們的NCC要不要也來罰一下？！

[活動]Journalism 2.0

講 者：Rebecca MacKinnon（GVO創始人、香港大學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主持人：政大新聞系翁秀琪教授

時 間：2008年1月18日（五）10：30～12：00

地 點：傳播學院313教室

會議語言：英文/中文報名方式：1/17（四）前上http://go2.tw/ip7（政大聯合報名系統）

報名主辦單位：政大傳播學院研究中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人文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分項計畫子三計畫：學術應用與文化傳佈

簡介：
　　在Web2.0的新時代，你就是媒體！藉由Blog書寫，「公民媒體」的效應日趨擴大，新聞的概念也隨之轉變，本演講將帶您認識新聞的新未來！

　　Rebecca MacKinnon曾任CNN北京辦事處主任，為非營利的全球公民媒體計劃GVO （Global Voices Online，全球之聲）創始人。GVO串連全球部落客的力量，報導重要事件並提出觀點，從中也可看出記者角色、新聞形式與內容的轉變。


GVO：http://www.globalvoicesonline.org/

GVO中文版：http://zh.globalvoicesonline.org/hant/

香港回歸十年 新聞自由開倒車

檢視香港回歸十年座談會－香港一國兩制十年與言論自由尺度的變化
香港回歸十年　新聞自由開倒車
文／宋小海

時間：6/22日（六）　下午2:00-5:00
地點：福華文教會館十四樓貴賓廳
主辦單位：新三才文化協會
協辦單位：台灣民主基金會、台灣記者協會、台大新聞研究所
主持人：明居正　教授（台大政治系）
與談人：胡麗雲女士（香港記者協會主席）
　　　　吳雪兒女士（香港大紀元時報記者）
　　　　朱　立教授（政大新聞系教授、前香港漏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
　　　　林保華先生（政治經濟評論家）
　　　　陳曉宜會長（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
　　　　朱婉琪律師（港台首宗基本人權案原告）
　　　　董立文先生（台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


　香港回歸十年了，在一國兩制的格局下，它的言論自由與媒體表現，在中國的統治下有何變化？對於台灣又有什麼啟發？為了討論此一議題，新三才文化協會廣邀各界人士，包括記者、教授、律師、政論家，與台灣民主基金會、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台大新聞研究所共同舉辦「香港的十年回顧，新聞自由－進步？退步？」座談會，檢視十年來的香港新聞發展。

自我審查嚴重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胡麗雲表示，目前香港回歸中國後，新聞媒體面臨嚴重的「自我審查」問題。僅管香港目前有18份報紙、8個電子媒體，有這麼多媒體，香港政府也因此常說香港享用新聞自由，但如果只看量，不看質，只是自己騙自己。

胡麗雲說，許多國際記者組織都很關心香港的新聞自由，很悲哀的是，這幾年香港的排名在國際間也是不斷下降，像在無國界記者組織的排名就下降到58名，在Freedom House的排名，香港列在第66名，跟智利一樣。她舉例，在1999年到2001年間，國內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多次在不同公開場合，表達香港媒體應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兩個電子媒體便將「台灣總統」變成「台灣領導人」。當董建華指法輪功為邪教，香港媒體就當法輪功當作不存在。

法令嚴控　港媒寒蟬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陳曉宜說，今年是香港回歸十週年，而明年一月一日也即將是台灣報禁解除屆滿二十年。因為香港與台灣曾經都是殖民地、都「好像曾經回歸祖國」，台灣從戒嚴到解嚴的過程，與現在的香港發展有若干相似之處。
　
　陳曉宜列舉過去台灣戒嚴時的種種管制，現在的香港可以看到很相似的模式，
黨國機制會控制編輯室，除了在人事、新聞內容上，甚至有法令在背後壓迫。她認為，香港基本法23條定義「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這是很籠統的概括，如同過去台灣的戒嚴法、刑法一百條，讓政府有機會入民於罪。

根據香港記協調查，58.4%的香港新聞從業人員認為，香港新聞自由倒退主因在「自我審查」與「政府控管資訊」。陳曉宜認為，目前中國內地不僅特別限制港澳記者採訪，還任意以刑法、保密法、國家安全法等名目逮捕記者。在台灣，被捕還有公開法院的審判，而中共對香港則是先把人關很久，之後有一個很奇怪的判決，目的是要嚇所有的香港媒體，告訴他們：「你不乖，我就把你關起來」，形成「寒蟬效應」。　

獨立媒體在困境中圖存
　香港大紀元時報記者吳雪兒說，在一國兩制下，中共參與香港人大小事務，並未落實港人自治香港特區的承諾，不過，雖然在實際上自由的天空收縮了，但人民對於民主的爭取卻是可取的，包括像五十萬人大遊行、示威請願案、以及2002年法輪功學員請願被拘捕起訴,經過二年的上訴，所有的罪案取消。

　吳雪兒表示，過去在示威請願中，警察不時干涉，例如實際要去示威請願的地點是1602號，但警方卻安排民眾到1622號，說已經很近了，後來法院已認定請願者有權選擇請願的地方。現在只要50人以下，就可以去決定請願的地方

　對於自身報社的處境，她說，香港大紀元不受中共利誘，形象鮮明，也因此受到中共的干擾。當大紀元要發行周報時，同年5月份印刷廠就不願再繼續合約，而大紀元要有自己的印刷廠，在2006年2月份要成立，但在月初卻被蓄意破壞辦公室，機器也都被弄壞。中共用盡手段讓大紀元生存不下去，新紀元周刊也是在發行後幾天就不行了。

經濟起伏、政治倒退、媒體轉向
　政治經濟評論家林保華表示，媒體跟經濟、政治是分不開的，總的來講，目前香港狀況是「經濟起伏、政治倒退、媒體轉向」。在1997年後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現在股市創新高、樓市則是豪華住宅創新高。兩極分化，有錢的人更有錢，沒錢的人更沒錢。香港回歸十年，經濟發展已轉變為依靠中國的優待政策維繫，怎麼說香港更有活力呢？

　林保華認為，香港要求中國有毒牙膏下架，但中國藥檢所發文要求香港海關撤銷命令，顯現中共的霸權心態。雖然香港媒體對政治仍有批判，但卻是「批董不批共、批港少批中、批貪不批黨」，而且除了香港媒體老闆出任中國政協委員之外，也收買高層編輯。另外，中共以各種方式控制媒體，像香港電台沒有編輯自主權、鳳凰衛視的軍方背景、國營企業進入亞洲電視、民間電台被剷除。

控制媒體阻礙民主呼聲
　台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假如把眼光放長一點，香港其實二戰後是亞洲發展最迅速的城市，在回歸之後，它的社會自由程度則是倒退的，在政治上有「鳥籠民主」的存在。然而最關鍵的轉變，在2003年7月1日的五十萬人大遊行，一夜之間，提醒中共香港是個大問題。

　董立文認為，香港問題對中共的嚴重性超過台灣。在兩岸關係上，中共可以用統獨、民族主義的問題來歪曲台灣的民主發展，可是香港的社會經濟條件、人民素質上，完全有能力實行直接民主，為什麼中共不能給它？只要香港直接民主、實行雙普選，中共會垮台。如果香港能選舉城市首長，為什麼深圳、廣東、上海、天津為什麼不能選？這是骨牌效應。如果中共沒有恐懼，它就不會花那麼多力氣去禁制這個、封鎖那個。

對於媒體老闆與政治的勾結，董立文則說，其實中國內地媒體競爭激烈，為了爭取讀者，不斷在政治報導尺度上打擦邊球，香港媒體老闆前進內地，卻自己劃紅線。對此，香港記協主席胡麗雲補充表示，許多媒體老闆還有其他事業，因此與政治掛勾，是要讓其他產業能得到更大的利益。

兩種一國兩制
「九七以後，香港的新聞自由，會是野生動物園的自由，而野生動物園裡面，還有不少管理員。」政大新聞系教授朱立重申自己在十年前對香港傳媒的觀察， 現在看起來，也是差不多。說它完全沒自由，大概也不公平；說它很自由，這也太誇大。
　
　朱立認為，從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英式在香港也是一國兩制，因為英國很民主，但香港沒有民主，從來不能選特首、總督，直到1995年，所有立法局議員透過選舉產生，讓中國非常不高興，結果在1997年把他們又換掉。英國與中國的一國兩制正好顛倒。過去英國殖民法很嚴，但其實執法算寬鬆，中共的基本法雖然很寬，也有集會、結社、宗教自由，每個共產黨國家的憲法都有自由，但執行起來並沒有，而且中國與香港的距離更近，影響力比英國對香港來得更大。

　「過去香港的新聞自由是非對抗性的享受。」朱立說，香港媒體不會寫文章痛罵英國女皇、痛罵倫敦，但香港的媒體會罵蔣介石、罵毛澤東。在九七以後，香港傳媒面對的壓力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因為關係多了。以前罵大陸，他過不來，現在還有自由行，來買鑽戒。

媒體司法皆倒　
人權律師朱婉琪則針對當前一國兩制的結構性問題，批評基本法的解釋與修改，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控制的，而中國共產黨並不完全遵守憲法。她認為今日香港還有保有一點自由，是因為中國不熟練操作法律，想利用「假港人」強勢侵入立法，卻召致港人反感，而在七一大遊行的時候被瓦解。不過，現在中國正從新聞自由與宗教人權自由，逐漸加強對香港的控制。目前像法輪功等不利中國的人權議題，台灣、香港媒體都略而不提，這種行為講好聽是自我審查，其實就是自我墮落。

　朱婉琪認為，事實上，香港還有一國兩制的外觀，因此他們的媒體講了什麼，短時間可以迷惑人，所以影響香港的新聞自由，對中共而言是勢在必行。另外，像法輪功學員在香港機場被遺返，這樣的人權議題，香港媒體不僅不報導，表現在司法上，高等法院判決同樣不公正，說這些人尚未進入香港所以不受基本法保護，難道機場不受香港法律管轄？入境處不受司法拘束，可以連問都不用問，這個判決不只對法輪功學員，而是對所有外國人都可以這樣。

新聞工作者應站出來
　在這場討論香港回歸十年的言論自由，多位與談人指出港媒面臨的問題，也讓其他與會的新聞工作者，好奇香港的未來該怎麼走。自由時報記者周富美即提問，香港如何在這樣的狀況走出一條新聞自主專業、維持第四權的公正客觀，能否有積極的建設。

　香港記者主席胡麗雲對此表示，雖然短時間沒有明確的答案，但她相信現在香港還有很多記者重視新聞自由，把中央、香港政府不喜歡的消息報導出來，但記者上面還有各種狀況，讓他們寫好的文章無法發表。不過只要香港與海外記者組織連繫，當越來越多人關心香港的新聞狀況，外面的力量就會讓香港記者知道可以繼續爭取。雖然每個新聞工作者表達他們的聲音的時候，可能都要面對突然間沒有工作的壓力，但她認為：「我們不面對自己問題的時候，這個狀況沒可能可以改變。」

自殺事件該如何報導?

當代傳播論壇－媒體與自殺報導研討會

活動時間：2006年11月17日(五)

活動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第五會議室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研究暨發展中心、傳播倫理研究室、英國The MediaWise Trust基金會

協辦單位：富邦文教基金會

內容整理：宋小海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出版的〈預防自殺：媒體工作者須知〉(Preventing Suicide: A Resource for Media Professionals)，大部分想要自殺的人都是猶豫不定的，因此媒體如何報導自殺事件，也就帶來相當程度的影響。近年台灣媒體報導自殺事件大幅增加，而國人自殺率也年年上昇，兩者相關程度為何，引起媒體學界、醫學界甚至警界的關注，

　政大傳播學院針對自殺新聞報導如何規範，舉辦媒體與自殺報導研討會，邀請各界人士，從不同角度展開兩場對話，讓記者對於自殺新聞處理的問題，有了更多思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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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新聞對社會大眾的影響

　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暨精神科主任劉珣瑛表示，媒體追逐精神疾病或自殺事件時，很容易讓民眾把精神疾病與不好的事情聯想在一起。其實像憂鬱症沒有任何傷害性，但做出連結時，很容易讓精神疾病者不敢就醫求助，甚至影響病人保險給付，媒體應給予正面報導。

　陳琳臻擔任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研究助理，她自14家報紙與10家電視台媒體報導倪敏然自殺事件，分別從「量」與「質」方面歸納出媒體的缺失。該事件被持續報導24天才落幕，而在前18天，每天都有3家以上平面與電子媒體，將該事件放在頭版訊息以及頭條報導。
　
　針對內容部分，陳琳臻認為自殺方法不該進入標題　而該事件的標題處理不僅如此，又比一般新聞來得醒目。拍攝自殺者健保卡、身份證等個人資料，或從外面拍住家內部，不僅隱私受侵犯，可能造成自殺者親友造成傷害與困擾，拍攝自殺者的遺體部分可能引起閱聽者的恐懼心理。回顧自殺者作品，使閱聽者有自殺能引起別人注意的期待。記者重回現場，從搭火車買票開始，太過詳細報導自殺的地點與方法，同時把自殺原因過度簡化為憂鬱症的影響。

　林口長康醫院自殺防治中心主任張家銘說，醫院工作者也常受記者的詢問有無特殊個案報導，但工作者必須考量到患者的隱私權，因此碰到類似詢問，大多採取迴避。

自殺新聞的報導規範

　慈濟大學傳播系副教授蔡鶯鶯說，傳統新聞寫作的5W1H，一直跟著新聞教育走。最近幾年自殺新聞過度渲染，世界衛生組織因此認為預防自殺應來自媒體，提出了「6要」、「6不要」，對新聞教育可說是突破。

　「我試著把它做成一個圖表，我發覺把『6要』、『6不要』重疊進去，只有時間、地點沒有衝突。」蔡鶯鶯表示。她說，結合「6要」、「6不要」的新聞，守門人主編、總編輯可以接受嗎？新聞出來跟某報比，我們輸了嗎？到底在新聞室的社會控制就要做？還是記者的職前訓練？還是回到新聞教育？還是追求新聞品質應該有的定義？新聞寫作的標竿只有5W1H嗎？



什麼是可以做的？ (6要)
　在呈現事實的過程中與醫療專業緊密結合
　把自殺當成是「完成的自殺」，而非「成功的自殺」。
　只提供相關的資訊，並且置於內頁。
　標明自殺以外的其他選擇。
　提供求助專線和社區資源。
　宣導哪些是危險因子或自殺的警訊。

什麼是不可以做的？ (6不要)
　不要公開自殺事件的照片或遺書。
　不要對自殺事件所使用的方法詳細報導。
　不要給予太過簡化的理由。
　不要美化或太過煽動地報導。
　不要使用宗教或文化的刻板印象 。
　不要過度責備。
　　　　　　　　－摘自WHO出版的〈預防自殺：媒體工作者須知〉

　現任民眾日報副總主筆江元慶說，倪敏然自殺事件全台灣cable台瘋狂報導，新聞局受不了，閱聽人也受不了。今年新聞局5月9日曾對媒體公告，11日進行座談會，討論以後新聞界要有什麼警覺、規範，會後達成四項要點；但事隔五個月，從媒體報導青年作家黃宜君自殺事件來看，他對於特殊自殺事件報導的規範，並不樂觀。

社會記者的原罪？

　媒體處理社會新聞，位居第一線的通常都是社會記者，資深社會記者陳揮文說：「從來沒有人跟我說自殺新聞要怎麼寫。」對於WHO提出的報導準則，陳揮文表示：「什麼是可以做的，我們幾乎都做不到；什麼是不可以做的，我反而全部都做過，實在非常慚愧。」例如，不要公開自殺事件的照片或遺書，「如果大家沒有就算了；別人有，我們一定要有」；要與醫療專業緊密合作，「通常社會記者寫完　稿子就丟回去了。」

　陳揮文認為，光是開會討論並沒有用，應該想一個機制，對媒體進行做道德勸說及規範。例如大眾應以收視率抵制，或由學者調查媒體新聞上的表現，於每月或每季公布，對不好的媒體進行讉責，否則媒體依然故我。

　聯合報社會線組長高年億表示，對編輯台上有兩個前提，記者有無掌握新聞要件？會不會受罰？以曾在聯合報刊登的新聞－〈夫外遇？2年前也曾攜兒要跳樓〉為例，高年億說，就報社的操作標準，應該還要把失和、爭吵情況追出來、外遇對象是誰、過去跳樓的前因後果、丈夫說法、兒子訪問、專家警語以及過去虐殺親子的事件表。然而這與蔡鶯鶯教授提出的「6要」、「6不要」對照，便產生衝突落差。

　如何化解衝突，高年億認為可以要求同事寫特稿，例如〈誰有權不讓孩子長大〉。在照片方面，可以不登命案血腥照片，而可以登感人照片，另外，從「法」的角度來看，這事件也有挾同自殺或教唆自殺的問題，可以深入討論，這樣處理自殺新聞會更為周延。

醫藥記者的貢獻與困境

　「做為一個醫藥記者，我來這邊應該是最安全的，往往在收拾社會記者留下來的殘局。」聯合報醫藥記者許峻彬說。他表示，在自殺新聞出現之後，被通知配合精神科醫師的說法，或是提供求訴電話。然而，醫藥記者處於自殺新聞產製的最末端，如果沒有接到配合通知，或是做了配合，版面卻有所限制，正向報導就可能流失。

　許峻彬說，醫藥記者也常被交代配合找自殺原因，以倪敏然自殺事件為例，很多記者被要求去問倪敏然憂鬱症的病情，記者在長官壓力下，就去找陳國華醫師，陳醫師比較容易配合媒體需求，而後來受處罰，更不曉得是否為導致日後自殺的原因。「記者應該思考如何抗拒新聞室的要求，儘量不要找醫師詢問病人隱私。」

　「自殺新聞會不會對社會也有正面影響？」許峻彬說。他認為從過去報導卡債族被逼得要自殺，喚起社會的注意，但媒體在做到這點之前，就會做自殺原因的簡化，卻又達到社會意義。

　中國時報醫藥記者黃庭郁說：「做為一個閱聽人，不要報導就是最好的報導。」雖然她認為在第一線面臨考驗是社會記者，但她看不出自殺新聞有何閱讀價值，第一個自殺事件也許令人感慨，但閱讀的新鮮感會逐漸消失。

　黃庭郁說，由醫藥記者主導的新聞，可能會是自殺比例的統計、十大死因排序，或是自殺手法的分析與評估，但與社會記者將故事豐富相比，就「把新聞弄得很難看」。
　
　「我們也有我們的難處，當我們認為在做平衡、善意的報導時，其實無形中也增加另一個族群的壓力」黃庭郁說。醫藥記者的消息來源與社會記者並不相同，當記者從公部門、病友團體等來源，強調如何照顧病人，防止自殺時，卻增加病患病患、家人的壓力。

　黃庭郁同時舉出自殺新聞可有正面價值的例子，其一為精神科醫師陳國華在職業診所自殺，新聞報導針對精神醫師不能適事時，病人該如何分配。其二是照顧兩位罕病兒的父親在痛喪一子後，不久便自殺，新聞便側重家中有重病者，照顧者所承擔的壓力究竟有多大。然而她補充道：「說這些只是風涼話，我們不是社會線記者。」

收視率至上？

　「新聞守門人的角色，已經退到SNG的導播、攝影，甚至是副控的導播。」TVBS編輯製作部經理羅裕儀說。她舉出黃金生引爆炸彈自殺事件，眾多媒體都前往拍攝，只是當TVBS剛好把鏡頭拉遠，其他幾家電視台就看到血肉橫飛的畫面。

　三立電視台新聞部主播呂惠敏說，根據〈衛星廣播電視媒體公會新聞自律執行綱要〉的原則，對於自殺新聞以不報導為主要原則，若要報導也要謹慎、用較小的篇幅，而且是大庭廣眾下的自殺行為、知名人士的自殺行為，或與公眾議題有因果關係的自殺行為，像是政府政策影響的自殺事件。

　呂惠敏說，自11月1日到15日這半個月來，三立採訪中心共發出四則自殺新聞，其中兩個分別是燒炭、引廢氣的單純自殺事件，只有30秒BS簡單帶過，在午間不排播。另外則是涉及又自殺又謀殺的複雜案件，而做比較大的報導。第一個案例是一名男子帶女兒燒炭自殺，留數十萬現金給兒子，畫面很有電視新聞元素，小孩背包拿出來一大疊的鈔票。主新聞處理方法以案情為主，但自殺方法盡量不做，不違背主要原則，而配稿分析自殺原因是什麼？自殺可以解決問題嗎？幼童照顧該如何做？

　另一個案例是越傭砍殺婆媳顧主後跳樓，呂惠敏表示：「按照一般方式，自殺新聞不該做現場連線，但因午間新聞截稿因素考量，我們採取現場連線的方式來呈現。」她認為這是電視新聞操作的問題，因為截稿時間非常有限，在還沒有完全查證事情來龍去脈，在新聞競爭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報導，但不輕率進行判斷。

　「在場學界可能會批評說，收視率到底代表什麼意涵，莫非是要跟著收視率跑嗎？」呂惠敏說。她認為對於實務操作者來說，目前為止，雖然很多人批判AC尼爾森，但它還是廣泛性的調查工具，如果該新聞有得到比較高的收視率，那麼它有沒有可能是社會大眾比較關注的，而從中突顯出更多涵意與教導意義。

一家偷跑　全體瘋狂

　東森執行副總馬詠睿提認為，自殺率的攀升，媒體絕對有推波助瀾的效果。然而在台灣媒體生態從公營獨站到私營競爭，新聞工作者的素質與認知必須檢討。

　「台灣現在所有媒體水果化、數字化，我曾經找所有新聞媒體主管開會，大家一起吃飯聊天，約好不要用它的，大家異口同聲好。過兩天以後看一家用了，全部都用了。中間差多少時間？30分鐘。」馬詠睿說。他認為這是民營化下媒體的困境，決定新聞台的生存價值就在一個收視率。　

　馬詠睿說，有線電視走在廣播電視法的邊緣，但報紙一打開，都是血淋淋的屍體，卻因出版法廢止而無法可管。「我們的社會裡面有很多人用管不著，來去搪塞很多不應該，或是大家所批判的事情；而用管得著，來去約束一些又沒有辦法去完全約束的事情。」

　問題歸疚到原點，馬詠睿認為ＡＣ尼爾森是社會非常嚴重的亂源。擔任尼爾森監督委員的他表示，尼爾森用金字塔結構呈現內容，中下結層就是最多，而現在都是用收視率點數做廣告下單。點數高，廣告效益就高；點數低，有社會形象，但沒有廣告。

　對於自殺新聞的規範，他認為規範要訂清楚，不要把訂得不符合現實的需求，像是自殺警語，這就很容易做到，未來慢慢再做改變，要包括輿論以及市場機制都能達到需求。

應從廣告機制著手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黃富源說，多年前白曉燕案發生後，新聞局舉辦會談，討論擄人勒贖報導，要不要訂法律規範，而最後討論的結果是：「他律不可行，自律不可能。」黃富源認為，自殺新聞報導一定要正確，取材上也可以找好的案例，並由資深記者採訪自殺新聞。

　「企業主與廣告主應該多瞭解自殺事件報導的政經效塵，並適當反應給媒體」黃富源說。他舉銀行業搶劫為例，銀行增加攝影機鏡頭，與提高櫃台高度，可以減低搶劫機率。若銀行自認有保險不願配合，警方便讓保險業者提高保費，並促使里民向業者抗議。

不是不能報，而要好好報

　「自殺新聞不是不能報，而是要好好報。」文化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莊伯仲說。他說，根據今年6月至8月三個月的新聞監看，在7點至8點的晚間電視新聞，有142則自殺新聞，在台灣過去幾個月沒有名人自殺，仍有14 條新聞變成頭條，多是死因離奇或人數眾多。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羅文輝認為，很多人談到要補充防止自殺的資訊，對新聞記者是非常大的挑戰。每個自殺個案都是新的事件，從新聞定義值得報導，但防止自殺方法是一樣的東西，就新聞定義是不值得報導。因此應該訓練記者，將資訊和新聞事件配合，包裝成新的資訊，這樣才值得報導。

　輔仁大學新聞系主任張文強說，大家站在新聞專業的角度，創造專業邏輯，發展出技術面的規範，但看起來像是美麗新世界的道德標準，而放到真實世界的操作標準，真的被實踐的可能性多大？

　「應該回歸到更根本的問題，處理新聞時，新聞工作者本身的人性在哪裡？」張文強說。他認為，學術圈的技術指引包含一定道德成分，但它的實踐邏輯在新聞產製的過程中，學術圈的老師沒有辦法考量到。光從技術面來討論問題是可行的，但可能永遠無法解決問題，像腥色腥新聞從來沒有解決過，只會造成更大的兩難，讓新聞記者工作者知道了，沒辦法做到，很痛苦就離開這個位置。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助理教授蕭嘉慶認為，這是一個新聞倫理的價值判斷問題，是記者媒體的養成過程，也就是媒體素養，而每個媒體都有自己的信條規範。如果把刊登選擇權交給主編，他一定尋找新聞性或收視率等最根本的需求。

　「如果記者能早一點受訓，吸收到這一些消息，對他們往後的採訪是有比較好的幫助。」蕭嘉慶說。他認為關於自殺新聞的討論應該讓媒體參考，如果記者沒有提早養成，等到變成主編、總編輯之後，其實是不會有完整報導的考量。

有問題的地方，就有他們的筆

原載於〈中國時報〉開卷週報

宋小海（文字工作者） 　(20060924)

　近年來，新聞媒體品質屢受質疑，過份強調「爆料」、「揭祕」等聳動話題，卻只是帶動窺奇扒糞口水戰的風氣。新聞淪為爭議的開端，記者更被指為缺乏思考能力、侵犯隱私不尊重人權。

　也許你早已厭煩這些「新聞連續劇」，渴望讀到奉行公正客觀原則的報導。在商業利益優先、政治立場掛帥的環境中，精確的新聞守則日漸被淡忘，所幸仍舊有一批人認真堅持地把守記者的職責，在新聞崗位上，寫下值得細讀深究的作品。

主動蒐集資料 直指問題結構

　每年一遇颱風豪雨來襲，便少不了媒體派出大批人馬進駐災區，突顯當地居民的慘境、捕捉怵目驚心的受災畫面。「呈現問題」只是新聞人員最基本的職責，好的記者不會僅以「…這樣的問題如何解決，值得大家思深」之類的說詞敷衍了事。面對天災問題，資深記者林照真按部就班訪談官員、學者，綜合台灣各地受災情形，寫就《戰慄土石流》（時報文教基金會）一書。她以自己作為民眾與專家學者的中介，引用資料說明不同地形的災害風險，指出一般民眾對於土石流的知識不足，而誤將居住地設在風險最高之處。

　透過法條及政策的分析，林照真也提出證據顯示，商人為了開發圖利入山，政治人物則為了選票考量，漠視法令規章，甚至協助開路。此舉除了破壞水土，更導致政府必須在原本就易發生土石流之處，投注大量資源保護違法入山的聚落。

　本書點出居民、政治人物各有所圖的共犯結構，秉筆直言而不討好任何一方，資料翔實、立論清楚，堪稱新聞寫作的示範。今年，林照真有感而發，再度寫出《記者，你為什麼不反叛》（天下文化），高呼調查記者應透過大量採訪資料，掌握正確訊息，並勇於對抗政治勢力、公關操控等威脅利誘，再次彰舉出新聞守門員的理念與精神。

監督公共政策，捍衛社會公義

　傳統以「第四權」自許的新聞人員，往往以監督公共政策、維護公眾利益為已任。以台灣軍購議題為例，礙於國家安全與機密，加上每每上報總伴隨政治口水，一般人對於軍購的實際運作情形知之甚少，無從判斷納稅人的錢是否花得合理。《海風泱泱－從忠義計畫到拉法葉艦的故事》（商周）作者李志德，便花了四年半時間，蒐集史料與訪談，整理出國內二次戰後的海軍建軍史，讓讀者對台灣的武器採購、建軍備戰政策有更具體的了解。

　台灣這樣，國外更是如此。以調查報導的精神撰寫成書者，比比皆是。除了政治，關乎人命的醫療，更是記者所熱衷的領域。

　美國《時代雜誌》的調查報導新聞小組便曾主動揭開醫療體系的共犯結構，警告《別讓醫院殺了你》（商周）。巴萊特、史提爾兩名記者從大量期刊報導與眾多醫療個案中，解析美國醫療體系大量支出的經費，與相對低能的服務品質不成正比。在華爾街的運作思維下，醫院從非營利的健康照護組織轉變為投資大眾的公司，藥商也同樣追逐高額營收成長，公關廣告費用大增，成本則轉嫁至病患身上…。除了解析醫療產業的結構問題，兩位作者也提供了讓系統回規正軌的處方。

　無獨有偶，德國醫藥記者布雷希矛頭亦指向醫療產業，以《無效的醫療》及《發明疾病的人》（左岸）兩書，批判現今醫療產業為了大發利市，過度誇大病症的嚴重性，並對病患進行「貴」而不實的治療。

　這些報導的目的都不在高喊「讓我們抓一個壞人吧」之後就罷休，而是以社會公義的角度切入整體結構，解析究竟是什麼樣環境制度，導致弊病產生。對照著現今捕風捉影、追逐醜聞的新聞品質，這樣的著作更見深沈可貴。

深入國際現場 提供深度觀點

　記者可以用心把脈國家的內部問題，同樣在國際局勢方面也不乏資深記者剖析診斷。即使《世界是平的》（雅言）樂觀宣稱「十大堆土機」正讓這個世界變得更方便、舒適，書中也不得不坦承世上仍有許多「不平」的地方。許多國家長期存在著民族宗教歧異，致使衝突不斷，近來以色列接連與巴勒斯坦、黎巴嫩衝突即是一例。

　在國際主流媒體的鎂光燈下，黎巴嫩的真主黨成為沾滿恐怖主義泥巴的好戰份子，舉止莽撞製造紛爭，而以色列的反擊則代表「正義之師」。然而隨著中東戰局長期紛擾，看到以色列不分平民或戰鬥人員一律轟炸殺戮時，讀者心中不免備感疑惑。由90位獲獎的新聞工作者及其他領域專家，合作編寫的《戰爭的罪行》（麥田），以過去戰時「絕滅種族」、「使用化學武器」等慘酷案例，揭示歷史總會重演的道理。這本厚重的戰爭事典，讓我們不再呆滯地看著電視畫面，書中提供了更堅實的人道、法律立場，讓讀者判定戰爭中所謂正義的虛妄。

　對於第一世界以外的地區，一般大眾往往「遇到一回戰爭才認識一個國家」，對當地人民文化的了解，常只是一串傷亡數字或殘破的城市。香港記者張翠容花了3年時間，親自走進《中東現場》（馬可孛羅），穿越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敘利亞以及伊拉克，並採訪巴勒斯坦哈瑪斯、黎巴嫩真主黨等組織。透過記者之筆，我們得以瞭解真主黨如何廣獲受壓迫人民的響應，成為國中之國，也理解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仇恨」。

　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中東人民的思想與文化，他們同樣有夢想，同樣渴望和平。張翠容早先的著作《行過烽火大地》及《大地旅人》（馬可孛羅），也是她在新聞工作中，對國際正義公理的省思。同樣關心人權、正義議題的英國記者布羅茲，在《你不知道的軍火交易》（書林）一書分析國際間武器販賣的龐大利益，致使為政者無心阻止戰爭，而讓人民始終活在戰爭的陰影下。這類書寫，都讓我們的國際視野更寬廣，擺脫強權國家塑造的刻版印象。

掌握趨勢發展 分析全球脈動

　亞洲的變遷左右全球政經局勢甚鉅，但身處亞洲的我們，往往過度關心自家消息，而忽略了全球趨勢的觀照。《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與伍潔芳夫婦，早在2000年即寫下《東方驚雷》（時報），從1997年金融風暴的前因後果，進一步探討亞洲各國成長衰退的因素，更以多重的角度剖析，描寫亞洲各國如何藉由教育及科技而具有主導世界的潛力。書中也探討暗藏的種族、宗教等衝突如何拖累亞洲發展，甚至產生破壞。舉凡政治體制、文化態度、環境保護、性別對待等面向，本書皆有觸及，至今讀來仍不過時。

　而面對亞洲最具影響力的中國，大陸記者凌志軍以13年的政經局勢為軸，描寫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變化》（時報），有助於讀者了解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如何從「打倒資本主義」轉變為現今全球資本進駐的大本營，卻又不致於精神分裂。優秀的記者除了透過資料爬梳，掌握議題的全貌之外，往往也因為長期浸淫鑽研，而具備了不比專家遜色的能力，足以對未來趨勢提出建言甚至預測。

　記者的天職不僅在於「報導」，更在於「調查」，沒有提供背景脈絡的報導，便不算好的報導。在頻道過剩的今日，訊息量需求大增，「報而不導」，「不調查就報導」，幾乎已成為影像媒體的致命傷。相對地，平面媒體所提供的空間較大，「調查報導」的可能性也越高。透過網路、透過出版，善盡職責的記者們正在努力工作著。厭倦影像訊息長期疲勞轟炸的讀者，透過閱讀支持認真勤懇的記者及其書籍創作，也許是最積極的回應。

又遇記者節

　去年這個部落格開張後，至今已整整一年。在總編、記者等角色之中，以及生活中的所思所想，讓我對新聞界的看法，多少又有轉變。

　今天我參與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舉辦的反省活動，聽到同志、精障、愛滋等弱勢團體意見領袖，述說媒體是如何使用刻板印象，進而致使這些人被汙名化。然而，記者本身也受到社會大眾運用刻板印象唾罵為「腦殘記者」、「妓者」，可謂諷刺。近日企業又對記者進行假扣押、國家判定記者洩密有罪，更是對整體士氣的一大打擊。除此之外，在媒體業主的壓力，媒體工作者究竟能夠實現什麼呢？還是徒被消磨殆盡。

　「或許是不見棺不掉淚。」我今天曾這麼說，語氣中對記者雖然不放棄，卻好像可預見未來。但現在回想起來，這種想法正是現今媒體沈淪的寫照。進去的人灰心了，還沒進去的人也覺得，就算再怎麼想振興媒體形象，徒勞無功。我想，「缺乏想像力」就是媒體現狀無法改變的最大因素。若想改變，就不能認命逃避。現在，我想說的是：「我要做一個好記者！」

請鄭弘儀不要強化省籍刻板印象

　昨天轉台看到鄭弘儀主持大話新聞，節目內容談到黎文正絕食要求陳水扁下台事件。身為主持人的他，在談論中突然說，不曉得這麼說對不對，大家可以給我批評，隨即就說黎文正的父親是軍警系統出身，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容易造成兒子反扁的思想。接著來賓們就開始順著鄭弘儀的話，討論起國民黨時代的影響。

　這算什麼？當鄭弘儀在節目中與來賓們討論黎文正在絕食行動的可能疏忽之處時，我還覺得算就事論事，但最後為鄭弘儀用「雖然有很多人會反對我，但我還是要講」的態度，扣上了個大帽子：「黎文正的家庭受黨國思想影響頗深，無法接受政黨輪替的印象，因而有反扁傾向」。這種沒有證據的話，是想討好誰。你知道很多人會反對，為什麼你還要講？

　如果你是無心講出來，代表你只是無知；若你知道身為主持人，講出這句話會被批判，那代表你其實並不笨。如果你是普通聰明，你會知道這句話會讓偏向泛藍的人要來批評你；如果你是更聰明一點，你會知道，這句話會讓所有反對操弄省藉的人要來批評你。那麼你為什麼要講，你要滿足誰？你還說，你認為這次事件黎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關係。你的這種態度態度，不僅是「丟問題」向來賓詢問，還以主持人的身份下了結論。侯漢君與陳揮文都在節目說，你的猜測不妥，陳揮文更當面表達對你的不爽。我看到他第一時間就想說話，只是被其他來賓搶先，也讓我對這位來賓起了一絲敬意。

　鄭先生，希望以後你不要在節目上以一副誠懇、憨直，願意接受批評的模樣，博取大家對你的信任，講的卻是像這樣影射無實的話。你並不是不知道，你其實都知道。

新聞從來不會解決問題

　今天，是九一記者節。對於一個新聞系學生來說，這個日子好像具有意義，然而卻有那麼一點虛無縹紗。因為在這一天，並沒有關於記者的慶祝活動。但是，台灣許多記者並不以此為喪，紛紛衝出門迎接泰利颱風。特別是部分電視記者，在狂風暴雨中扭動身軀、扯著嗓子，任雨水、汗水、淚水交織在一起，瞧，如此激烈的儀式，或許就是記者節的慶典。這樣時時透過工作體現自我的職業，無寧超出一般常人的精神極限。

　大多數記者都有可敬的一面，他們脫離一般人的生產方式，打聽我們不知道的事情，並試著將他傳達出來，我們稱記者傳達的事物叫做「新聞」。更早更早以前，我們聽到路人甲說了一件「真實」發生的事情，也叫做新聞。在社會大眾對記者反感的今日，我個人認為，從記者二字的原始意義來看，記者的核心價值在於「傳遞訊息」本身，至於身為記者的其他外在意義，都是社會群體賦予的。就如同人類的最初，人類的核心意義就是「存在」這件事，其他意義都是後來產生。

　當新聞如同產品，從「工廠」源源不絕流出來的時候，新聞接收者從知道這件事情，到採取反應的時間越來越短了。當我們還在為一個問題思考解決之道時，另一個問題緊接著冒出來。當問題被一個接一個地丟出來，接收者最後就會像「打地鼠」一樣滿身大汗。反過來說，接收者就不玩了。這兩種狀況就是光譜的兩端，社會大眾就在散布在這兩者之間。新聞如果是皮下注射，那麼我可以很明確的說，群體的抗藥性注定越來越強。一般性的新聞，多半是觸動一下我們的神經；像總統被槍擊的大事件，才能觸發整個島嶼舞動起來。

　記者本身的意義，絕對不等同於「執行者」、「革命者」、「社會改造者」等角色。傳播訊息既然是記者的核心使命，一位「正常的」記者，或是說在「生產線上」的記者，自然不會因為看到前一個問題，就停留腳步去參與解決。他必須做的事情，是找出下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雖然「問題」兩字在新聞機構的商業價值之下，漸漸地被轉換為有趣、新鮮的事情，但從來不影響記者的本身意義：「找出一些事，說出來，並讓其他人聽到。」

　新聞，從來不會解決問題。問題之所以會被解決，是因為有人看到新聞，接著採取行動，而絕非新聞本身改變了世界。新聞可以提供改變事情的基礎，新聞可以分析問題在哪裡，但採取改變的，絕對不是新聞。

　這個世界上，辭職不當記者的人，絕對比現在當記者的人要多。一個關心社會的記者，理解自己職業的極限時，有些人選擇離開，從此不聞不問；有些人離開後，直接參與他過去最關心的問題。

　但是，還是有記者會留下來，透過不斷地傳達新的訊息，試圖讓其他人理解這個社會還有什麼問題被隱蓋著。就算，他不知道誰會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