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蚤〉

遊走公園玩耍，
不畏人的小貓。

尾巴掃過牆角，
撲進懷；
好癢，
是跳蚤。

〈人之雫〉

憤怒葡萄，
逼視天地，
腐壞將臨，
躲藏自棄；

孤
雕刻，
獨
擊鑄，

滋味
成酒露。

你
尋甘醇，
我在杯裡被搖醒，
　斑衣褪去，
　無以蔽體。

惚恍翻身，
順唇滑舌，
撫按脾胃，
觸摸全身，

何處落腳？

循著血脈地圖指引
繞行，在瞳鏡前發現，
我化為
你
的
人。

生死學教我們 面對死亡，重視生命

開卷周報


生死學教我們 面對死亡，重視生命


宋小海（文字工作者） 　(20061015)




1996年10月15日，旅美哲學學者傅偉勳因癌症辭世。他在與死神對抗期間完成的著作《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如今已再版13刷，除了當時在台掀起了討論生死的熱潮，他所推廣的「生死學」，也已成為大眾漸所熟知的科系與課程。傅偉勳告別人間將滿十年，但他對台灣生死教育仍影響至今。


被尊稱為台灣「生死學之父」的傅偉勳，最初只是哲學界的知名學者，他所著的《西洋哲學史》，是早年哲學系學生案頭必備的教科書。一般讀者對他較為熟識，應該始自1980年代他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開設的「東西博議」專欄。這個專欄顧名思義，以傅偉勳的哲學修為作底，兼及東西方觀點、雜論文學藝術，其間已經可以窺見傅偉勳對生命的關懷。然而讓他真正留名、廣受追念的，還是由於他所揭櫫的生死學研究。

促成傅偉勳的經典著作《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正中書局）一書誕生的推手，是現任立緒文化總編輯鍾惠民。1990年代初期，當時任正中書局副總編輯的鍾惠民體認到，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但台灣鮮少相關著作，只有少數該領域的學者研究。當時傅偉勳在美國天普大學宗教學研究所講授「死亡與死亡的過程」課程，鍾惠民因此邀他為台灣寫一本關於生死學的書。
鍾惠民回憶，當時傅偉勳並沒有馬上答應，但彼此仍保持連絡。後來，傅偉勳檢查出罹患淋巴腺癌，當死亡逼近時，他體會到「人生是一種課題、任務，甚至使命」，生死學問變成了自身的生命經驗，著述成了他對自己與國人的最佳實踐。

在罹癌期間，傅偉勳仍維持他向來對生命的熱情，與時間賽跑，1993年他完成這本結合精神醫學、精神治療、哲學、宗教學乃至一般科學創新之作，從美國「死亡學」研究成果，再進一步配合中國心性體認本位的生死智慧，發展出他自己的現代生死學，以「生死是一體兩面」的基本看法，把死亡問題擴充為「生死問題」。

死亡教育與生死學書籍同時成長

在此之前，即使面對死亡時不免經驗強大的悲慟挫折，以及對生命不解的困惑，但死亡對我們而言，一直是只能被動接受、無法討論言說的課題。《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出版後，社會上開始出現討論死亡教育的聲音，相關論述亦逐步成長。

在台灣出書的隔年，傅偉勳的好友楊國樞與余德慧兩位教授共同在台大心理系開設「生死學的探索」課程，引起學生搶修熱潮。傅偉勳本人更多次往返台、美之間，籌畫成立生死學研究所。雖然他未及看到研究所成立便病逝異鄉，所幸1997年全台第一所生死學研究所順利開設，其後，集結國內相關學者的「中華生死學會」也隨之成立。

伴隨生死學研究而生的，是出版界一波窮究生死的出版趨勢。西方的相關著作及重要作家陸續引介來台，譬如被尊稱為「生死學大師」的美國臨床精神醫師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ubler-Ross）。

庫伯勒-羅斯曾協助無數瀕死病患安詳面對死亡。她晚年致力救護愛滋感染兒童的同時，自己卻中風癱瘓。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她寫下回憶錄《天使走過人間》（天下文化），記錄其一生不無爭議但對許多人而言充滿啟發的生命經歷。她離世前的最後著作《當綠葉緩緩落下》（張老師），不僅描寫死亡影響人們生活細部層面的案例，也讓讀者見到她自己對於生命的態度。庫伯勒-羅斯探討死亡與臨終經驗的眾多著作，在台幾乎都有翻譯，也都有一定的銷量，引起讀者許多迴響。

除了西方著作，日本在70年代引入西方死亡學的初步成果，其後衍生的亞洲經驗也被引入台灣。「日本安寧療護之父」柏木哲夫為了實踐臨終前的安寧照顧，成立研究小組及安養院，幫助病人解除身心靈的痛苦，找回生命尊嚴和生活品質。他的作品如《我家有個老人》（大麥）、《用最好的方式向生命揮別》（方智），正好讓步入高齡化的台灣有範例可循。

近年國內對安寧療護的概念，逐漸從邊緣獲得重視，從《在心蓮病房的故事》（海鴿）、《當生命走到盡頭》（晨星）、《藝術治療在安寧病房的故事》（張老師）等書的出版，即可見一端。

另外，描寫單一病患面對生死的經驗，亦感人至深，如記者冉亮所寫的《風聞有你，親眼見你》（大塊）、《愛是永不止息》（圓神），前後分別記述她如何面對乳癌與卵巢癌的故事。「漸凍人」墨瑞教授病逝前教給學生的《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大塊），中文版更是風靡一時，已銷售超過60萬冊。

除了建構生死學論述，學界也重視實際的生死經驗。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教授余德慧不僅以《生死學十四講》（心靈工坊），記錄課堂中闡述從海德格、齊克果等哲學家思想與臨終照顧實務的交織；在《臨終心理與陪伴研究》（心靈工坊）等書，更結合自己在花蓮慈濟醫院擔任志工的經驗，進而拉近學術與一般讀者的距離。

理論發展至一定程度後，越來越多大眾書寫的談生論死書籍出現在書市，其中難能可貴的，是隨著學校推展生命教育而來的兒童繪本，在表現形式上較之一般書籍更具深刻的文學性或藝術性，譬如已蔚為經典的《爺爺有沒有穿西裝》（格林）、以及以攝影直逼死亡的《再見，愛瑪奶奶》（和英）等作品。

宗教心靈之書盛行

余德慧認為，這些探討罹患重病、面對死亡過程的書籍，對於一般身體健康、尚未碰觸生死議題的人，可能只是勵志故事，不一定能進而剔勵自己的生死態度。大多數面對絕症、或已有信仰的人，會試著透過宗教、修行，甚至奧祕奇蹟的體驗，做為理解生死的根據。

例如台灣民間頗為盛行的佛教「業報」、「輪迴」等宗教觀，不僅深植信徒心中，即使非信徒也能略知一二，由此也有助《西藏生死書》（張老師）在台的風行。

然而，儘管論及生死的宗教及心靈書籍汗牛充棟，但是以學者角度來看，多數人在真正討論死亡時仍有所顧忌。

中華生死學會監事鈕則誠曾在其著作中表示，做為狹義生死學的「死亡學」，在台灣已經推廣普及，光是入門教科書就有許多種，再加上學術論著，可謂盛況空前。相形之下，做為廣義生死學一部分的「生命學」，發展卻顯得相對遲緩許多。他認為有必要建構以「中國生命學」為核心的「華人生死學」。

鈕則誠在生死學的課程中，規定學生撰寫遺囑作業，希望學生能從中思索自己的人生，不料卻引來「晦氣」之嫌，曾遭少數家長抗議。紐則誠說，台灣不喜歡講死，從現在流行的「生命教育」之名即可看出來。余德慧也說，學生多半視生死學的通識課程為營養學分，一堂70人的課程，真正想瞭解生死的學生有10人就不錯了。

綜觀傅偉勳出書之後，台灣十餘年的生死學思潮與出版，成果雖豐碩，但要讓台灣人學習正視死亡，讓生死課題不再是忌諱，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西方死亡學的濫觴

早在傅偉勳提倡生死學之前，西方的死亡學（thanatology）即行之有年。這個詞彙來自希臘神話中死神（thanatos）與科學（ology）的結合，1903年法籍俄國生物學家Elie Metchnikoff首先提出此概念，以科學方法研究與死亡相關的行為、思想、感受及現象。二次大戰後，受到歐陸存在主義哲學流行的影響，加上全球性的自殺防治運動興起，死亡學在美國逐漸從悲傷與哀慟的經驗性研究，登入殿堂正式成為一門學科。

1959年，美國南加大醫學院教授Herman Feifel出版他所主編的《死亡的意義》，引起社會各階層熱烈的迴響，開啟美國學界推動「死亡教育」的契機。1969年，臨床精神醫師伊莉沙白．庫伯勒－羅斯出版《論死亡與臨終》，提出末期患者精神狀態的五階段－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與接受。此書問世後，掀起死亡學的革命浪潮，使臨終關懷、臨終病人的心理受到注意。傅偉勳在《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書中，即多次引用她的說法。

有問題的地方，就有他們的筆

原載於〈中國時報〉開卷週報

宋小海（文字工作者） 　(20060924)

　近年來，新聞媒體品質屢受質疑，過份強調「爆料」、「揭祕」等聳動話題，卻只是帶動窺奇扒糞口水戰的風氣。新聞淪為爭議的開端，記者更被指為缺乏思考能力、侵犯隱私不尊重人權。

　也許你早已厭煩這些「新聞連續劇」，渴望讀到奉行公正客觀原則的報導。在商業利益優先、政治立場掛帥的環境中，精確的新聞守則日漸被淡忘，所幸仍舊有一批人認真堅持地把守記者的職責，在新聞崗位上，寫下值得細讀深究的作品。

主動蒐集資料 直指問題結構

　每年一遇颱風豪雨來襲，便少不了媒體派出大批人馬進駐災區，突顯當地居民的慘境、捕捉怵目驚心的受災畫面。「呈現問題」只是新聞人員最基本的職責，好的記者不會僅以「…這樣的問題如何解決，值得大家思深」之類的說詞敷衍了事。面對天災問題，資深記者林照真按部就班訪談官員、學者，綜合台灣各地受災情形，寫就《戰慄土石流》（時報文教基金會）一書。她以自己作為民眾與專家學者的中介，引用資料說明不同地形的災害風險，指出一般民眾對於土石流的知識不足，而誤將居住地設在風險最高之處。

　透過法條及政策的分析，林照真也提出證據顯示，商人為了開發圖利入山，政治人物則為了選票考量，漠視法令規章，甚至協助開路。此舉除了破壞水土，更導致政府必須在原本就易發生土石流之處，投注大量資源保護違法入山的聚落。

　本書點出居民、政治人物各有所圖的共犯結構，秉筆直言而不討好任何一方，資料翔實、立論清楚，堪稱新聞寫作的示範。今年，林照真有感而發，再度寫出《記者，你為什麼不反叛》（天下文化），高呼調查記者應透過大量採訪資料，掌握正確訊息，並勇於對抗政治勢力、公關操控等威脅利誘，再次彰舉出新聞守門員的理念與精神。

監督公共政策，捍衛社會公義

　傳統以「第四權」自許的新聞人員，往往以監督公共政策、維護公眾利益為已任。以台灣軍購議題為例，礙於國家安全與機密，加上每每上報總伴隨政治口水，一般人對於軍購的實際運作情形知之甚少，無從判斷納稅人的錢是否花得合理。《海風泱泱－從忠義計畫到拉法葉艦的故事》（商周）作者李志德，便花了四年半時間，蒐集史料與訪談，整理出國內二次戰後的海軍建軍史，讓讀者對台灣的武器採購、建軍備戰政策有更具體的了解。

　台灣這樣，國外更是如此。以調查報導的精神撰寫成書者，比比皆是。除了政治，關乎人命的醫療，更是記者所熱衷的領域。

　美國《時代雜誌》的調查報導新聞小組便曾主動揭開醫療體系的共犯結構，警告《別讓醫院殺了你》（商周）。巴萊特、史提爾兩名記者從大量期刊報導與眾多醫療個案中，解析美國醫療體系大量支出的經費，與相對低能的服務品質不成正比。在華爾街的運作思維下，醫院從非營利的健康照護組織轉變為投資大眾的公司，藥商也同樣追逐高額營收成長，公關廣告費用大增，成本則轉嫁至病患身上…。除了解析醫療產業的結構問題，兩位作者也提供了讓系統回規正軌的處方。

　無獨有偶，德國醫藥記者布雷希矛頭亦指向醫療產業，以《無效的醫療》及《發明疾病的人》（左岸）兩書，批判現今醫療產業為了大發利市，過度誇大病症的嚴重性，並對病患進行「貴」而不實的治療。

　這些報導的目的都不在高喊「讓我們抓一個壞人吧」之後就罷休，而是以社會公義的角度切入整體結構，解析究竟是什麼樣環境制度，導致弊病產生。對照著現今捕風捉影、追逐醜聞的新聞品質，這樣的著作更見深沈可貴。

深入國際現場 提供深度觀點

　記者可以用心把脈國家的內部問題，同樣在國際局勢方面也不乏資深記者剖析診斷。即使《世界是平的》（雅言）樂觀宣稱「十大堆土機」正讓這個世界變得更方便、舒適，書中也不得不坦承世上仍有許多「不平」的地方。許多國家長期存在著民族宗教歧異，致使衝突不斷，近來以色列接連與巴勒斯坦、黎巴嫩衝突即是一例。

　在國際主流媒體的鎂光燈下，黎巴嫩的真主黨成為沾滿恐怖主義泥巴的好戰份子，舉止莽撞製造紛爭，而以色列的反擊則代表「正義之師」。然而隨著中東戰局長期紛擾，看到以色列不分平民或戰鬥人員一律轟炸殺戮時，讀者心中不免備感疑惑。由90位獲獎的新聞工作者及其他領域專家，合作編寫的《戰爭的罪行》（麥田），以過去戰時「絕滅種族」、「使用化學武器」等慘酷案例，揭示歷史總會重演的道理。這本厚重的戰爭事典，讓我們不再呆滯地看著電視畫面，書中提供了更堅實的人道、法律立場，讓讀者判定戰爭中所謂正義的虛妄。

　對於第一世界以外的地區，一般大眾往往「遇到一回戰爭才認識一個國家」，對當地人民文化的了解，常只是一串傷亡數字或殘破的城市。香港記者張翠容花了3年時間，親自走進《中東現場》（馬可孛羅），穿越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敘利亞以及伊拉克，並採訪巴勒斯坦哈瑪斯、黎巴嫩真主黨等組織。透過記者之筆，我們得以瞭解真主黨如何廣獲受壓迫人民的響應，成為國中之國，也理解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仇恨」。

　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中東人民的思想與文化，他們同樣有夢想，同樣渴望和平。張翠容早先的著作《行過烽火大地》及《大地旅人》（馬可孛羅），也是她在新聞工作中，對國際正義公理的省思。同樣關心人權、正義議題的英國記者布羅茲，在《你不知道的軍火交易》（書林）一書分析國際間武器販賣的龐大利益，致使為政者無心阻止戰爭，而讓人民始終活在戰爭的陰影下。這類書寫，都讓我們的國際視野更寬廣，擺脫強權國家塑造的刻版印象。

掌握趨勢發展 分析全球脈動

　亞洲的變遷左右全球政經局勢甚鉅，但身處亞洲的我們，往往過度關心自家消息，而忽略了全球趨勢的觀照。《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與伍潔芳夫婦，早在2000年即寫下《東方驚雷》（時報），從1997年金融風暴的前因後果，進一步探討亞洲各國成長衰退的因素，更以多重的角度剖析，描寫亞洲各國如何藉由教育及科技而具有主導世界的潛力。書中也探討暗藏的種族、宗教等衝突如何拖累亞洲發展，甚至產生破壞。舉凡政治體制、文化態度、環境保護、性別對待等面向，本書皆有觸及，至今讀來仍不過時。

　而面對亞洲最具影響力的中國，大陸記者凌志軍以13年的政經局勢為軸，描寫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變化》（時報），有助於讀者了解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如何從「打倒資本主義」轉變為現今全球資本進駐的大本營，卻又不致於精神分裂。優秀的記者除了透過資料爬梳，掌握議題的全貌之外，往往也因為長期浸淫鑽研，而具備了不比專家遜色的能力，足以對未來趨勢提出建言甚至預測。

　記者的天職不僅在於「報導」，更在於「調查」，沒有提供背景脈絡的報導，便不算好的報導。在頻道過剩的今日，訊息量需求大增，「報而不導」，「不調查就報導」，幾乎已成為影像媒體的致命傷。相對地，平面媒體所提供的空間較大，「調查報導」的可能性也越高。透過網路、透過出版，善盡職責的記者們正在努力工作著。厭倦影像訊息長期疲勞轟炸的讀者，透過閱讀支持認真勤懇的記者及其書籍創作，也許是最積極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