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卷周報
生死學教我們 面對死亡，重視生命
宋小海（文字工作者） (20061015)
1996年10月15日，旅美哲學學者傅偉勳因癌症辭世。他在與死神對抗期間完成的著作《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如今已再版13刷，除了當時在台掀起了討論生死的熱潮，他所推廣的「生死學」，也已成為大眾漸所熟知的科系與課程。傅偉勳告別人間將滿十年，但他對台灣生死教育仍影響至今。
被尊稱為台灣「生死學之父」的傅偉勳，最初只是哲學界的知名學者，他所著的《西洋哲學史》，是早年哲學系學生案頭必備的教科書。一般讀者對他較為熟識，應該始自1980年代他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開設的「東西博議」專欄。這個專欄顧名思義，以傅偉勳的哲學修為作底，兼及東西方觀點、雜論文學藝術，其間已經可以窺見傅偉勳對生命的關懷。然而讓他真正留名、廣受追念的，還是由於他所揭櫫的生死學研究。
促成傅偉勳的經典著作《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正中書局）一書誕生的推手，是現任立緒文化總編輯鍾惠民。1990年代初期，當時任正中書局副總編輯的鍾惠民體認到，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但台灣鮮少相關著作，只有少數該領域的學者研究。當時傅偉勳在美國天普大學宗教學研究所講授「死亡與死亡的過程」課程，鍾惠民因此邀他為台灣寫一本關於生死學的書。
鍾惠民回憶，當時傅偉勳並沒有馬上答應，但彼此仍保持連絡。後來，傅偉勳檢查出罹患淋巴腺癌，當死亡逼近時，他體會到「人生是一種課題、任務，甚至使命」，生死學問變成了自身的生命經驗，著述成了他對自己與國人的最佳實踐。
在罹癌期間，傅偉勳仍維持他向來對生命的熱情，與時間賽跑，1993年他完成這本結合精神醫學、精神治療、哲學、宗教學乃至一般科學創新之作，從美國「死亡學」研究成果，再進一步配合中國心性體認本位的生死智慧，發展出他自己的現代生死學，以「生死是一體兩面」的基本看法，把死亡問題擴充為「生死問題」。
在此之前，即使面對死亡時不免經驗強大的悲慟挫折，以及對生命不解的困惑，但死亡對我們而言，一直是只能被動接受、無法討論言說的課題。《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出版後，社會上開始出現討論死亡教育的聲音，相關論述亦逐步成長。
在台灣出書的隔年，傅偉勳的好友楊國樞與余德慧兩位教授共同在台大心理系開設「生死學的探索」課程，引起學生搶修熱潮。傅偉勳本人更多次往返台、美之間，籌畫成立生死學研究所。雖然他未及看到研究所成立便病逝異鄉，所幸1997年全台第一所生死學研究所順利開設，其後，集結國內相關學者的「中華生死學會」也隨之成立。
伴隨生死學研究而生的，是出版界一波窮究生死的出版趨勢。西方的相關著作及重要作家陸續引介來台，譬如被尊稱為「生死學大師」的美國臨床精神醫師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ubler-Ross）。
庫伯勒-羅斯曾協助無數瀕死病患安詳面對死亡。她晚年致力救護愛滋感染兒童的同時，自己卻中風癱瘓。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她寫下回憶錄《天使走過人間》（天下文化），記錄其一生不無爭議但對許多人而言充滿啟發的生命經歷。她離世前的最後著作《當綠葉緩緩落下》（張老師），不僅描寫死亡影響人們生活細部層面的案例，也讓讀者見到她自己對於生命的態度。庫伯勒-羅斯探討死亡與臨終經驗的眾多著作，在台幾乎都有翻譯，也都有一定的銷量，引起讀者許多迴響。
除了西方著作，日本在70年代引入西方死亡學的初步成果，其後衍生的亞洲經驗也被引入台灣。「日本安寧療護之父」柏木哲夫為了實踐臨終前的安寧照顧，成立研究小組及安養院，幫助病人解除身心靈的痛苦，找回生命尊嚴和生活品質。他的作品如《我家有個老人》（大麥）、《用最好的方式向生命揮別》（方智），正好讓步入高齡化的台灣有範例可循。
近年國內對安寧療護的概念，逐漸從邊緣獲得重視，從《在心蓮病房的故事》（海鴿）、《當生命走到盡頭》（晨星）、《藝術治療在安寧病房的故事》（張老師）等書的出版，即可見一端。
另外，描寫單一病患面對生死的經驗，亦感人至深，如記者冉亮所寫的《風聞有你，親眼見你》（大塊）、《愛是永不止息》（圓神），前後分別記述她如何面對乳癌與卵巢癌的故事。「漸凍人」墨瑞教授病逝前教給學生的《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大塊），中文版更是風靡一時，已銷售超過60萬冊。
除了建構生死學論述，學界也重視實際的生死經驗。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教授余德慧不僅以《生死學十四講》（心靈工坊），記錄課堂中闡述從海德格、齊克果等哲學家思想與臨終照顧實務的交織；在《臨終心理與陪伴研究》（心靈工坊）等書，更結合自己在花蓮慈濟醫院擔任志工的經驗，進而拉近學術與一般讀者的距離。
理論發展至一定程度後，越來越多大眾書寫的談生論死書籍出現在書市，其中難能可貴的，是隨著學校推展生命教育而來的兒童繪本，在表現形式上較之一般書籍更具深刻的文學性或藝術性，譬如已蔚為經典的《爺爺有沒有穿西裝》（格林）、以及以攝影直逼死亡的《再見，愛瑪奶奶》（和英）等作品。
宗教心靈之書盛行
余德慧認為，這些探討罹患重病、面對死亡過程的書籍，對於一般身體健康、尚未碰觸生死議題的人，可能只是勵志故事，不一定能進而剔勵自己的生死態度。大多數面對絕症、或已有信仰的人，會試著透過宗教、修行，甚至奧祕奇蹟的體驗，做為理解生死的根據。
例如台灣民間頗為盛行的佛教「業報」、「輪迴」等宗教觀，不僅深植信徒心中，即使非信徒也能略知一二，由此也有助《西藏生死書》（張老師）在台的風行。
然而，儘管論及生死的宗教及心靈書籍汗牛充棟，但是以學者角度來看，多數人在真正討論死亡時仍有所顧忌。
中華生死學會監事鈕則誠曾在其著作中表示，做為狹義生死學的「死亡學」，在台灣已經推廣普及，光是入門教科書就有許多種，再加上學術論著，可謂盛況空前。相形之下，做為廣義生死學一部分的「生命學」，發展卻顯得相對遲緩許多。他認為有必要建構以「中國生命學」為核心的「華人生死學」。
鈕則誠在生死學的課程中，規定學生撰寫遺囑作業，希望學生能從中思索自己的人生，不料卻引來「晦氣」之嫌，曾遭少數家長抗議。紐則誠說，台灣不喜歡講死，從現在流行的「生命教育」之名即可看出來。余德慧也說，學生多半視生死學的通識課程為營養學分，一堂70人的課程，真正想瞭解生死的學生有10人就不錯了。
綜觀傅偉勳出書之後，台灣十餘年的生死學思潮與出版，成果雖豐碩，但要讓台灣人學習正視死亡，讓生死課題不再是忌諱，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西方死亡學的濫觴
早在傅偉勳提倡生死學之前，西方的死亡學（thanatology）即行之有年。這個詞彙來自希臘神話中死神（thanatos）與科學（ology）的結合，1903年法籍俄國生物學家Elie Metchnikoff首先提出此概念，以科學方法研究與死亡相關的行為、思想、感受及現象。二次大戰後，受到歐陸存在主義哲學流行的影響，加上全球性的自殺防治運動興起，死亡學在美國逐漸從悲傷與哀慟的經驗性研究，登入殿堂正式成為一門學科。
1959年，美國南加大醫學院教授Herman Feifel出版他所主編的《死亡的意義》，引起社會各階層熱烈的迴響，開啟美國學界推動「死亡教育」的契機。1969年，臨床精神醫師伊莉沙白．庫伯勒－羅斯出版《論死亡與臨終》，提出末期患者精神狀態的五階段－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與接受。此書問世後，掀起死亡學的革命浪潮，使臨終關懷、臨終病人的心理受到注意。傅偉勳在《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書中，即多次引用她的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