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傳播論壇－媒體與自殺報導研討會
活動時間：2006年11月17日(五)
活動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第五會議室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研究暨發展中心、傳播倫理研究室、英國The MediaWise Trust基金會
協辦單位：富邦文教基金會
內容整理：宋小海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出版的〈預防自殺：媒體工作者須知〉(Preventing Suicide: A Resource for Media Professionals)，大部分想要自殺的人都是猶豫不定的，因此媒體如何報導自殺事件，也就帶來相當程度的影響。近年台灣媒體報導自殺事件大幅增加，而國人自殺率也年年上昇，兩者相關程度為何，引起媒體學界、醫學界甚至警界的關注，
政大傳播學院針對自殺新聞報導如何規範，舉辦媒體與自殺報導研討會，邀請各界人士，從不同角度展開兩場對話，讓記者對於自殺新聞處理的問題，有了更多思考空間。
--
自殺新聞對社會大眾的影響
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暨精神科主任劉珣瑛表示，媒體追逐精神疾病或自殺事件時，很容易讓民眾把精神疾病與不好的事情聯想在一起。其實像憂鬱症沒有任何傷害性，但做出連結時，很容易讓精神疾病者不敢就醫求助，甚至影響病人保險給付，媒體應給予正面報導。
陳琳臻擔任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研究助理，她自14家報紙與10家電視台媒體報導倪敏然自殺事件，分別從「量」與「質」方面歸納出媒體的缺失。該事件被持續報導24天才落幕，而在前18天，每天都有3家以上平面與電子媒體，將該事件放在頭版訊息以及頭條報導。
針對內容部分，陳琳臻認為自殺方法不該進入標題 而該事件的標題處理不僅如此，又比一般新聞來得醒目。拍攝自殺者健保卡、身份證等個人資料，或從外面拍住家內部，不僅隱私受侵犯，可能造成自殺者親友造成傷害與困擾，拍攝自殺者的遺體部分可能引起閱聽者的恐懼心理。回顧自殺者作品，使閱聽者有自殺能引起別人注意的期待。記者重回現場，從搭火車買票開始，太過詳細報導自殺的地點與方法，同時把自殺原因過度簡化為憂鬱症的影響。
林口長康醫院自殺防治中心主任張家銘說，醫院工作者也常受記者的詢問有無特殊個案報導，但工作者必須考量到患者的隱私權，因此碰到類似詢問，大多採取迴避。
自殺新聞的報導規範
慈濟大學傳播系副教授蔡鶯鶯說，傳統新聞寫作的5W1H，一直跟著新聞教育走。最近幾年自殺新聞過度渲染，世界衛生組織因此認為預防自殺應來自媒體，提出了「6要」、「6不要」，對新聞教育可說是突破。
「我試著把它做成一個圖表，我發覺把『6要』、『6不要』重疊進去，只有時間、地點沒有衝突。」蔡鶯鶯表示。她說，結合「6要」、「6不要」的新聞，守門人主編、總編輯可以接受嗎？新聞出來跟某報比，我們輸了嗎？到底在新聞室的社會控制就要做？還是記者的職前訓練？還是回到新聞教育？還是追求新聞品質應該有的定義？新聞寫作的標竿只有5W1H嗎？
什麼是可以做的？ (6要)
在呈現事實的過程中與醫療專業緊密結合
把自殺當成是「完成的自殺」，而非「成功的自殺」。
只提供相關的資訊，並且置於內頁。
標明自殺以外的其他選擇。
提供求助專線和社區資源。
宣導哪些是危險因子或自殺的警訊。
什麼是不可以做的？ (6不要)
不要公開自殺事件的照片或遺書。
不要對自殺事件所使用的方法詳細報導。
不要給予太過簡化的理由。
不要美化或太過煽動地報導。
不要使用宗教或文化的刻板印象 。
不要過度責備。
－摘自WHO出版的〈預防自殺：媒體工作者須知〉
現任民眾日報副總主筆江元慶說，倪敏然自殺事件全台灣cable台瘋狂報導，新聞局受不了，閱聽人也受不了。今年新聞局5月9日曾對媒體公告，11日進行座談會，討論以後新聞界要有什麼警覺、規範，會後達成四項要點；但事隔五個月，從媒體報導青年作家黃宜君自殺事件來看，他對於特殊自殺事件報導的規範，並不樂觀。
社會記者的原罪？
媒體處理社會新聞，位居第一線的通常都是社會記者，資深社會記者陳揮文說：「從來沒有人跟我說自殺新聞要怎麼寫。」對於WHO提出的報導準則，陳揮文表示：「什麼是可以做的，我們幾乎都做不到；什麼是不可以做的，我反而全部都做過，實在非常慚愧。」例如，不要公開自殺事件的照片或遺書，「如果大家沒有就算了；別人有，我們一定要有」；要與醫療專業緊密合作，「通常社會記者寫完 稿子就丟回去了。」
陳揮文認為，光是開會討論並沒有用，應該想一個機制，對媒體進行做道德勸說及規範。例如大眾應以收視率抵制，或由學者調查媒體新聞上的表現，於每月或每季公布，對不好的媒體進行讉責，否則媒體依然故我。
聯合報社會線組長高年億表示，對編輯台上有兩個前提，記者有無掌握新聞要件？會不會受罰？以曾在聯合報刊登的新聞－〈夫外遇？2年前也曾攜兒要跳樓〉為例，高年億說，就報社的操作標準，應該還要把失和、爭吵情況追出來、外遇對象是誰、過去跳樓的前因後果、丈夫說法、兒子訪問、專家警語以及過去虐殺親子的事件表。然而這與蔡鶯鶯教授提出的「6要」、「6不要」對照，便產生衝突落差。
如何化解衝突，高年億認為可以要求同事寫特稿，例如〈誰有權不讓孩子長大〉。在照片方面，可以不登命案血腥照片，而可以登感人照片，另外，從「法」的角度來看，這事件也有挾同自殺或教唆自殺的問題，可以深入討論，這樣處理自殺新聞會更為周延。
醫藥記者的貢獻與困境
「做為一個醫藥記者，我來這邊應該是最安全的，往往在收拾社會記者留下來的殘局。」聯合報醫藥記者許峻彬說。他表示，在自殺新聞出現之後，被通知配合精神科醫師的說法，或是提供求訴電話。然而，醫藥記者處於自殺新聞產製的最末端，如果沒有接到配合通知，或是做了配合，版面卻有所限制，正向報導就可能流失。
許峻彬說，醫藥記者也常被交代配合找自殺原因，以倪敏然自殺事件為例，很多記者被要求去問倪敏然憂鬱症的病情，記者在長官壓力下，就去找陳國華醫師，陳醫師比較容易配合媒體需求，而後來受處罰，更不曉得是否為導致日後自殺的原因。「記者應該思考如何抗拒新聞室的要求，儘量不要找醫師詢問病人隱私。」
「自殺新聞會不會對社會也有正面影響？」許峻彬說。他認為從過去報導卡債族被逼得要自殺，喚起社會的注意，但媒體在做到這點之前，就會做自殺原因的簡化，卻又達到社會意義。
中國時報醫藥記者黃庭郁說：「做為一個閱聽人，不要報導就是最好的報導。」雖然她認為在第一線面臨考驗是社會記者，但她看不出自殺新聞有何閱讀價值，第一個自殺事件也許令人感慨，但閱讀的新鮮感會逐漸消失。
黃庭郁說，由醫藥記者主導的新聞，可能會是自殺比例的統計、十大死因排序，或是自殺手法的分析與評估，但與社會記者將故事豐富相比，就「把新聞弄得很難看」。
「我們也有我們的難處，當我們認為在做平衡、善意的報導時，其實無形中也增加另一個族群的壓力」黃庭郁說。醫藥記者的消息來源與社會記者並不相同，當記者從公部門、病友團體等來源，強調如何照顧病人，防止自殺時，卻增加病患病患、家人的壓力。
黃庭郁同時舉出自殺新聞可有正面價值的例子，其一為精神科醫師陳國華在職業診所自殺，新聞報導針對精神醫師不能適事時，病人該如何分配。其二是照顧兩位罕病兒的父親在痛喪一子後，不久便自殺，新聞便側重家中有重病者，照顧者所承擔的壓力究竟有多大。然而她補充道：「說這些只是風涼話，我們不是社會線記者。」
收視率至上？
「新聞守門人的角色，已經退到SNG的導播、攝影，甚至是副控的導播。」TVBS編輯製作部經理羅裕儀說。她舉出黃金生引爆炸彈自殺事件，眾多媒體都前往拍攝，只是當TVBS剛好把鏡頭拉遠，其他幾家電視台就看到血肉橫飛的畫面。
三立電視台新聞部主播呂惠敏說，根據〈衛星廣播電視媒體公會新聞自律執行綱要〉的原則，對於自殺新聞以不報導為主要原則，若要報導也要謹慎、用較小的篇幅，而且是大庭廣眾下的自殺行為、知名人士的自殺行為，或與公眾議題有因果關係的自殺行為，像是政府政策影響的自殺事件。
呂惠敏說，自11月1日到15日這半個月來，三立採訪中心共發出四則自殺新聞，其中兩個分別是燒炭、引廢氣的單純自殺事件，只有30秒BS簡單帶過，在午間不排播。另外則是涉及又自殺又謀殺的複雜案件，而做比較大的報導。第一個案例是一名男子帶女兒燒炭自殺，留數十萬現金給兒子，畫面很有電視新聞元素，小孩背包拿出來一大疊的鈔票。主新聞處理方法以案情為主，但自殺方法盡量不做，不違背主要原則，而配稿分析自殺原因是什麼？自殺可以解決問題嗎？幼童照顧該如何做？
另一個案例是越傭砍殺婆媳顧主後跳樓，呂惠敏表示：「按照一般方式，自殺新聞不該做現場連線，但因午間新聞截稿因素考量，我們採取現場連線的方式來呈現。」她認為這是電視新聞操作的問題，因為截稿時間非常有限，在還沒有完全查證事情來龍去脈，在新聞競爭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報導，但不輕率進行判斷。
「在場學界可能會批評說，收視率到底代表什麼意涵，莫非是要跟著收視率跑嗎？」呂惠敏說。她認為對於實務操作者來說，目前為止，雖然很多人批判AC尼爾森，但它還是廣泛性的調查工具，如果該新聞有得到比較高的收視率，那麼它有沒有可能是社會大眾比較關注的，而從中突顯出更多涵意與教導意義。
一家偷跑 全體瘋狂
東森執行副總馬詠睿提認為，自殺率的攀升，媒體絕對有推波助瀾的效果。然而在台灣媒體生態從公營獨站到私營競爭，新聞工作者的素質與認知必須檢討。
「台灣現在所有媒體水果化、數字化，我曾經找所有新聞媒體主管開會，大家一起吃飯聊天，約好不要用它的，大家異口同聲好。過兩天以後看一家用了，全部都用了。中間差多少時間？30分鐘。」馬詠睿說。他認為這是民營化下媒體的困境，決定新聞台的生存價值就在一個收視率。
馬詠睿說，有線電視走在廣播電視法的邊緣，但報紙一打開，都是血淋淋的屍體，卻因出版法廢止而無法可管。「我們的社會裡面有很多人用管不著，來去搪塞很多不應該，或是大家所批判的事情；而用管得著，來去約束一些又沒有辦法去完全約束的事情。」
問題歸疚到原點，馬詠睿認為ＡＣ尼爾森是社會非常嚴重的亂源。擔任尼爾森監督委員的他表示，尼爾森用金字塔結構呈現內容，中下結層就是最多，而現在都是用收視率點數做廣告下單。點數高，廣告效益就高；點數低，有社會形象，但沒有廣告。
對於自殺新聞的規範，他認為規範要訂清楚，不要把訂得不符合現實的需求，像是自殺警語，這就很容易做到，未來慢慢再做改變，要包括輿論以及市場機制都能達到需求。
應從廣告機制著手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黃富源說，多年前白曉燕案發生後，新聞局舉辦會談，討論擄人勒贖報導，要不要訂法律規範，而最後討論的結果是：「他律不可行，自律不可能。」黃富源認為，自殺新聞報導一定要正確，取材上也可以找好的案例，並由資深記者採訪自殺新聞。
「企業主與廣告主應該多瞭解自殺事件報導的政經效塵，並適當反應給媒體」黃富源說。他舉銀行業搶劫為例，銀行增加攝影機鏡頭，與提高櫃台高度，可以減低搶劫機率。若銀行自認有保險不願配合，警方便讓保險業者提高保費，並促使里民向業者抗議。
不是不能報，而要好好報
「自殺新聞不是不能報，而是要好好報。」文化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莊伯仲說。他說，根據今年6月至8月三個月的新聞監看，在7點至8點的晚間電視新聞，有142則自殺新聞，在台灣過去幾個月沒有名人自殺，仍有14 條新聞變成頭條，多是死因離奇或人數眾多。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羅文輝認為，很多人談到要補充防止自殺的資訊，對新聞記者是非常大的挑戰。每個自殺個案都是新的事件，從新聞定義值得報導，但防止自殺方法是一樣的東西，就新聞定義是不值得報導。因此應該訓練記者，將資訊和新聞事件配合，包裝成新的資訊，這樣才值得報導。
輔仁大學新聞系主任張文強說，大家站在新聞專業的角度，創造專業邏輯，發展出技術面的規範，但看起來像是美麗新世界的道德標準，而放到真實世界的操作標準，真的被實踐的可能性多大？
「應該回歸到更根本的問題，處理新聞時，新聞工作者本身的人性在哪裡？」張文強說。他認為，學術圈的技術指引包含一定道德成分，但它的實踐邏輯在新聞產製的過程中，學術圈的老師沒有辦法考量到。光從技術面來討論問題是可行的，但可能永遠無法解決問題，像腥色腥新聞從來沒有解決過，只會造成更大的兩難，讓新聞記者工作者知道了，沒辦法做到，很痛苦就離開這個位置。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助理教授蕭嘉慶認為，這是一個新聞倫理的價值判斷問題，是記者媒體的養成過程，也就是媒體素養，而每個媒體都有自己的信條規範。如果把刊登選擇權交給主編，他一定尋找新聞性或收視率等最根本的需求。
「如果記者能早一點受訓，吸收到這一些消息，對他們往後的採訪是有比較好的幫助。」蕭嘉慶說。他認為關於自殺新聞的討論應該讓媒體參考，如果記者沒有提早養成，等到變成主編、總編輯之後，其實是不會有完整報導的考量。
